袁崇焕
基本资料
袁崇焕
姓名：袁崇焕
生卒：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
描述：字元素，号自如，明朝文臣。
籍贯：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
生平介绍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袁崇焕
天启六年（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明朝政府以其守城有功，并以大炮炸死努尔哈赤（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袁崇焕在其奏章中从未承认），官升至辽东巡抚，后被人弹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对曰可五年平辽，并疏陈方略，崇祯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崇祯二年（1629年）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袁崇焕到任后，废除对蒙古所实施的后金人头悬赏，直接导致蒙古各部落倒向后金；并擅自派人与后金讨论议和一事（三年前的议和曾遭致时任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的强烈反对）；与蒙古进行互市，间接将大批军粮卖于后金；断绝对东江军的粮草军饷供应，使东江军逐步丧失了对辽东的进攻能力。7月24日袁崇焕借口阅兵约见毛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未经明政府批准擅自违法以尚方宝剑杀同样持有尚方剑的毛文龙于皮岛（今朝鲜椵岛），从而导致东江军叛变并投往后金，使登莱巡抚袁可立等前任经营数年的登莱防务瓦解殆尽，从而解除了后金大举攻明的后顾之忧。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后金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明崇祯帝下令各地勤王，孙承宗全权负责北京防御。袁崇焕带关宁军赶赴北京后，受命代替孙承宗全权负责。袁崇焕将勤王军刘策调至密云、通州，守将尤世威调至昌平，北京城下只余关宁军，致使后金军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顺利通过军事重镇蓟镇、通州一线，抵达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关宁军在北京城下旁观坐看将军满桂与后金军血战，不派一兵一卒，并几次上书要求率军入城，均被崇祯帝拒绝。满桂兵败，向关宁军靠拢过程中被关宁军以箭射退，愤而入城面告崇祯皇帝，并以关宁军之箭证之。袁崇焕的种种举动，引起北京城内军民的极度不满，文臣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命袁崇焕与满桂当面对质，袁崇焕不能作答，崇祯帝怒之，遂将其下狱。袁崇焕部下祖大寿闻讯率军返回山海军，被崇祯帝勒令袁崇焕写信将之召回。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当时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即“守辽非蛮子不可”，温体仁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
世传（清人乾隆文字狱后的资料）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后金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这种讲法终明之世并无所本，仅流行于清乾隆酷烈的“文字狱”中所修成的《明史》之后，按照毛泽东“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观点看不算正常。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在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而误杀。事实上，仅仅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毛文龙所部东江军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使登莱巡抚袁可立等几任巡抚苦心经营的登莱水城防务毁于一旦，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磔”死，这些都是袁崇焕所做过的事。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对袁崇焕的通敌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张岱《石匮书》）。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清朝乾隆帝在大肆篡改和毁灭史实的前提下亲自修订的《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很显然这里金人《明史》所说的“天下冤之”和远比金人更能代表天下的民众“生啖袁崇焕”的基本史实相差殊远。
142年后，乾隆49年（1772年），这时正值乾隆“文字狱”的顶峰时期，这位乾隆帝下诏为明代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翻案。《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而据考，清人所修订的《明史》并不客观，竟然连毛文龙、袁可立、刘爱塔等众多参与并影响过明清战争史却给金人制造很多麻烦的重要军事人物都不屑留下一个小传，却要大张旗鼓地去给力主与后金议和并被明朝正法的袁崇焕平反，怎么说都不算正常。
袁崇焕曾两次写信给魏忠贤请立生祠，但均为其拒绝。他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而其擅杀毛文龙其中之依据是毛文龙在一偏僻无人小岛上为魏忠贤立生祠。事实是毛文龙一贯反对魏忠贤。袁崇焕跟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现存的史料看是铁证如山，但这一直是清人讳莫如深的。以《明史》为例，不仅基本回避不谈，而且还以“被阉党陷害”来遮掩粉饰。
袁崇焕投靠魏忠贤，可以从天启六年说起。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元勋功翼覆载事，奉圣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鉴悉，合谋建祠，舆论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该部知道。”（《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553页）
“蓟辽提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明熹宗实录》4022页）
满人学者阎崇年继承并发扬了其满族前辈《明史》的观点并光大之，说袁崇焕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金庸《袁崇焕评传》亦为辩解：“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后来编造“反间计”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焕辩曰：“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据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监多犯科，忠贤不得已，亦为作恶”之语，亦或孙承宗等及众东林英烈怎么就没有“不得已，亦请建祠”呢？甚或从恶之众阉逆亦尽为辩白曰“不得已，亦请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计，力图把一个因议和无能误国乱军的袁崇焕打造成一个千古完人而诋毁前朝，其毁誉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然而事实是，袁崇焕是所有立生祠的人之中时间比较早的。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袁崇焕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官运亨通，毅然投效于魏公公门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请立魏忠贤生祠，从此到天启七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一共建了四十所生祠（《三朝野记》）。翻查了一下《明熹宗都察院实录》，袁崇焕在请立生祠之前就对魏忠贤多有赞扬，典型的马屁文章是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从这本看到魏忠贤捐资助饷，袁崇焕把他大夸了一顿，称为“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接着在天启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袁崇焕疏中又称颂魏忠贤，“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夷目来宁情实……乃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帘无数”（同上，1507页）。魏忠贤捐资助饷这在《国榷》也有类似的记载，应是确有其事，收了货的袁崇焕自然是要顺便称颂表示谢意，这本是很自然的事，疏中言过其实阿谀奉承有点过火，不伦不类，也是袁崇焕一贯的语言风格。接下来袁崇焕在天启七年四月初七请求建祠，却不是那么自然而然了。
天启六年，大臣对魏忠贤的称颂并不是那么多，翻到的随手记录一下，有十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御史梁梦环疏颂魏忠贤（同上，1480页）；十一月二十三日，顺天巡抚刘诏疏颂厂臣魏忠贤（同上，1484页）。
大规模的立生祠在天启七年之后，大概排列一下，在袁崇焕之前的有：
天启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01页）。
天启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张素养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30页）。
二月十九日，宣大总督张檏请建生祠（同上，1540页）。
三月初十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6页）。
三月十五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7页）。
三月二十二日，蓟辽总督阎鸣泰又疏请立生祠。准许于平州通州两处建祠（同上，1548页）。
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巡抚刘诏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三月二十六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三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梁梦环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四月初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53页）。
除去倪文焕那些重复的请求，袁崇焕在立生祠的人之中算是比较早的，位列前十名之内。而且他之前的奏折也都显示他与魏忠贤关系融洽。魏忠贤并不是对所有立祠的申请都批准，既有不建祠的督抚（袁可立、孙承宗等）在，也有请求建祠而不批准的人在。说明袁崇焕立生祠并非是被迫，而是他挤扁头去认贼作父的主观动机，这是无用辩驳的千真万确的史实存在。而魏忠贤也很给面子的答应了他的建祠请求，在全部生祠的四十座让他占到其中之一。相比之下《袁崇焕评传》的说法：“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时势所然，人人难免。”就显得很虚伪了。这也反映了清末民初一些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缺乏新鲜材料的考据，继承满清《明史》的错误观点的衣钵而做出这样的伪历史结论，给后人造成太多的重重迷雾。
按当时的记录，袁崇焕与阉党至少是亲善友好，甚至袁崇焕根本已经投靠阉党，不是不可能。接下来袁崇焕的运气很差，宁锦“大捷”被识破是吹牛，遭到言官弹劾而不得不辞官。这并不是阉党的什么“陷害”，因为短短的三个月之前他刚刚请求为魏忠贤建祠得到允许，已经可以算是入伙了，近在七月就被迫离职，而且这段时间看不出他与阉党关系恶化的痕迹，直到“宁锦大捷”。宁锦大捷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所谓三战三捷，实际只是袁崇焕缩在宁远城，任凭满寇攻击赵率教守的锦州，赵率教守锦州是为一捷，明朝调满桂部队救锦州是为一捷，满寇攻击宁远，满桂救宁远又是一捷，全部的斩首只有满桂的二百多，缩在城里的袁大人表现乏善可陈。以至于魏忠贤对之失望，即使是投靠也要换人。于是袁光荣离职，可能这就是他虽然请立生祠，但能在崇祯二年逃过逆案的原因。也说明崇祯对魏忠贤党羽虽然是务求搜罗全面，但仍然难免遗漏，类似的就如钱龙锡同乡也多有幸免。
宁远大捷作战经过示意图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为筹集过冬粮草率后金6万号称20万进攻辽东。后金军进攻前，明朝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早已将消息传至前线，但袁崇焕未做丝毫准备。后金军兵锋所指，宁远外围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关宁军或退或降，未曾与后金一战，其所属军械、粮草全部留给了后金军。直至后金军兵围宁远，袁崇焕才令堵塞城门，准备与后金血战。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邀朝鲜使者同坐城楼观战。后金军围宁远后，派军突袭明军后勤所在地觉华岛，屠杀明军7000多人，商民7000多人，烧毁战船2000多艘，烧毁粮草8万多石，搬走粮草十几万石。时毛文龙所部东江军从朝鲜一路攻至沈阳城下，后金军遂后撤。宁远一战，后金军伤亡士兵仅500多人。战后，袁崇焕上书在宁远一战中以大炮炸死敌酋一名，但语焉不详，使明朝上下多认为此战中敌酋即努尔哈赤身受重伤而死，后金军才仓皇后撤。明天启帝以宁远大捷诏发全国，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这也直接导致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就仓促任用袁崇焕的亡国悲剧。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在两次亲征蒙古后，终死于军中。死因现已无法确定，遍观清朝所有记载，亦从未承认努尔哈赤在宁远一战中受伤。战后，袁崇焕多次与后金私下进行议和，并将大批军粮私下卖于后金。后来清朝亦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未经请示明朝政府擅自派人前往吊唁，曾遭到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的激烈反对，“袁经略遣僧吊赠，公（袁可立）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宁锦大捷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他一面私下派人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来攻锦州、宁远。当时皇太极所部战兵为两红、两黄（共四旗）披甲兵及蒙古军万余。推小车的包衣约4万。袁崇焕所部关宁军：35个野战营及辽西军户壮丁，战兵约7万。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关宁军在袁崇焕严令下守城不出。皇太极率军周游于锦州、宁远两城200多里的地区，将两城之间所有能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 此次战役，后金攻下了辽西二十座堡垒中的十七座（除了锦州堡、宁远堡、大福堡），抢割了明军数千倾军屯粮食，把二万多关宁军抓回去做了包衣（仅大凌河一城就有四千关宁军不战而降）。六月五日，后金撤军，并留下包衣奴才在宁远城外收割明军的秋粮，而袁崇焕严令关宁军不得出城一步，总兵满桂违令出城斩首二百具（这是此战中唯一获得的战功）。袁崇焕上书明政府，自称获得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与满桂争军功，导致两人发生矛盾。后满桂入京面见明熹宗皇帝禀明宁锦战役实情，众臣亦弹劾，袁崇焕于七月一日才不得不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明熹宗允之。
所谓“反间计”
明登莱巡抚袁可立曾经诱降刘爱塔，而刘爱塔又以“狸猫换太子”的“假死”手法顺利地骗过了后金，后金在此前却给予刘爱塔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竟以姻婿待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不但在自己主修的辫子版《明史》中对曾经影响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人都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凭空杜撰了一个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的情节，以报袁可立策反总兵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中伤明朝的目的。实际上，袁崇焕本非将才，崇祯用非所用，袁崇焕书生误国，妄言“五年平辽”大话，又怕“军中无戏言”之威，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毛文龙，终致误国乱军，使局面一发不可收，其罪当万死有法可依，与所谓“反间计”何干。
清朝所编《明史》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满清御用文人为此捏造一个“反间计”出来显示袁崇焕是真有“冤情”的，而实际上袁崇焕被正法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这里历数袁崇焕所犯罪名甚详，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的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而且凭这些罪名，杀袁崇焕一百次都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反间计”来凑数。
大明王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从当时大臣和一些邸报的动议可以左右皇帝立储的重大国事可以知道其民主程度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不落后的。明朝是中华文明的正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响，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到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诗文著述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个人影响
作为清人为打压和奴化汉民族树立并被神化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曾鼓舞了无数人。其被正法时身受凌迟之惨，被激怒的民众生啖其肉的可悲下场更是令无数人为之叹息。
历史遗迹
袁督师庙
袁督师庙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有清人康有为题书的“袁督师庙”匾额和对联：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袁崇焕纪念馆
袁崇焕纪念馆在北京崇文区花市斜街广东义园旧址，即原来的袁崇焕祠墓。据传，袁崇焕被冤杀后，弃尸于市，其部下佘姓义士深夜窃走头颅（不知此说有何依据）。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帝下令为其平反昭雪，清朝末年康有为等人为纪念袁崇焕，先后修建了祠和墓。祠的前廊两端及室内墙壁上嵌有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等石刻，屋檐下是叶恭绰敬题“明代先烈袁督师墓堂”匾额。墓前立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有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供桌，坟侧小丘为佘义士之墓。袁崇焕手迹《听雨》以及康有为题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手书等珍贵文物将珍藏于该纪念馆。原墓堂廊柱曾悬有康有为所书对联。
自坏长城慨今古，
永留毅魄壮山河。
明末辽东三袁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应泰、袁可立，袁崇焕因放言“五年平辽”却最终无法兑现，慑于“军中无戏言”的压力不得已专事“议和”，因技穷而投拜于魏忠贤门下，终招致金人虎狼之师长驱直入至都门之下，袁督师本人也落得伏法被传首九边的结局，然对建州史最为护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狱中所修成的《明史》对袁崇焕最为推重，按照毛泽东“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观点看不算正常。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10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袁可立“驭事多方略”，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主要力量，曾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袁可立坚决反对过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袁可立）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拜兵部左侍郎加尚书衔，惜受其同年挚友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黄道周曰：“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