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人请大声说：我受够了
今日女性，相比过去，更自由，更丰富，更个性。但今日女性，依然缺少很多东西——一种丰富的快乐，一种稳健的幸福。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文：龙应台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把整笼整笼的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退让，你忍耐，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大破烂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说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品。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你是个好母亲吗?
文：龙应台
如果你给孩子吃得饱、穿得暖、用得足，可是你工作太忙，从来就抽不出时间跟孩子们聊天、放风筝、看场电影，换句电脑用语，你专门供给硬体——房子、冰淇淋、零用钱，但是不给软体——耐心、微笑、爱，你这个母亲，大概只值二十分。
如果你不仅让孩子们吃饭、穿暖，还刻意地花时间和他们去交朋友。你这个母亲可以得四十分——才四十分?别以为房门关得严，孩子又睡得沉。花瓶把梳妆镜打个粉碎，隔村的人都听得见。孩子在被窝里头哭的样子你就没看见。
如果你这个妈妈不但是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爹爹最温柔的助手;不但懂得家庭营养，也知晓儿童心理;不但对孩子管教有方，而且对公婆和睦周到。家里内外更是窗明几净，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爱来的窝。这样的母亲，该得一百分了吧?!
不，在“美丽测验”的标准中，这样慈爱、细心、“完美”的母亲，只能拿六十分。
从十二到十五岁，他们的发育都还没有完全，但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教育制度将把他们的肩膀拉斜，因为书包很重;要使他们视力衰退，戴上眼镜;要使他们眼布血丝、面目呆滞，因为睡眠不足;要把他们训练成高压下的竞争动物，因为他们发觉：一起捉青蛙的朋友其实是考场中的敌人。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关起门来做个细心、温柔的母亲，你觉得够吗?想想看，你在家里教小孩“活”读书、重思想，学校为了联考，却强迫孩子死记生吞。你在家里给孩子准备最营养的早餐，商店供应你的，却是假的奶粉。你在家里教导孩子珍爱自然生命，出了门的孩子却根本看不见、感触不到自然生命。
关起门来做个“好”母亲，够吗?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文：朱步冲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西蒙?波伏娃在那本被当代女性主义者奉为圣经的《第二性》中如是说。
从鲁迅，陈独秀等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锋倡导女性独立以来，中国女性的解放和争取自身地位的社会运动已经延续了将近整整一个世纪。正如波伏娃的论断一样，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仍然没有脱离整体社会政治变革的规范，如果我们想要得出今日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向与目标，和面对的问题，就必须从追溯它的过去入手。
毋庸置疑，在建国以前，中国妇女解放和中国的阶级解放在目标指向上具有合拍趋同性。在旧中国社会，劳苦大众、无产阶级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压迫下受苦受难的“人下人”，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渴望翻身作主人的政治解放冲动。而广大贫苦妇女，也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不仅仅像男性被压迫者那样深受政权、神权和族权的压迫，而且还戴着来自男(夫)权传统所强加给她们的精神枷锁，是身受严酷性别歧视和压迫的“第二性”。
建国后中国女性的解放，首先是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展开，1958年，全国就有600万中国妇女摆脱文盲状态，在整个农业经济社会改造过程中，共有1亿2千万妇女加入了农村经济合作社，城市女性就业人口则达到700万，几乎是1949年的十倍。
从深深庭院到社会“副产品”
与建国初期政治渗透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经济建设和恢复称为首要任务的紧张气氛相呼应，新中国建设初期女性地位的追求和塑造完全是政治化的副产品。
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样板戏《海港》中的方海珍之，除了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抓革命抓生产的党委书记形象外，我们竟对她的家庭、亲属等属于“私生活”范畴的情况一无所知，女性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特征被无限弱化，最终称为为与男性一样，身着无性别差异工作与军用服饰，粗眉大眼，握拳皱眉的国家建设者和保卫者形象，诸如1957年3月，《中国妇女》封面上身着宽大的深蓝色工作服，头顶电焊护面具，手戴脏旧的大手套的南京长江大桥女电工，或者在1961年初《人民画报》上的那副著名的《海岛女民兵照》，毛泽东还为它题写了诗词：“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深切说明了在当时社会生活普遍政治化的政治意念的女性符号化多少还为女性表述自身问题和表达自我愿望提供了某种可能，那么，“女性意识的政治符号化”则使剧中女性们的政治(阶级)身份取代了性别身份而把这种可能降到了初级实际上也就是无法再低的限度，无论是赵梦桃、郝建秀、还是郭风莲，都是这个模式的完美体现。
女性两重天
1979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宣告了以往那个泛政治化动荡时代的过去，也相应为中国女性带来了全新自我意识觉醒的契机。
来自南方的港台音乐，服饰，和新文学，都促使她们认识到女性的独立地位不仅仅在于她们在生产和社会管理中的独立地位。同样，这一时期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全球消费主义的进入也宣布了中国女性终于能够在另外一个领域主导自身的选择：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去年8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宣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独立生活或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的总购买力将由2005年1800亿美元增至2600亿美元，女性在消费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78%的已婚女性负责为家庭日常开销和购买衣物做出决定。
报告乐观地宣称：“女性的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导致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展到中国历史上全新的高度，特别是女性倾向更多在社会中以新的方式表现”，然而在这种虚假繁华的背后，实质却是把一个两性权力分配和使用都不平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通过商品购买而加以掩盖。
在这些消费背后，大约40%城市女性消费额都流向了化妆品与其他奢侈品消费。造就这种消费虚假女权主义的首功之臣，当然是无孔不入的大众娱乐媒体，尤其是作为“元媒体”的电视。
（责任编辑：蒋辉）